人们生活其中的时代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，谁也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它。然而，谁都试图给时代定位，给自己定位。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被恩格斯称为“时代的镜子”，他一生写了九十多部校旱，把这所有林林总总定名为《人间喜剧》；我国文学大师巴金先生，把他笔下的三十年代定名为“激流”时代，有《激流三部曲》为证。而到了二十世纪末、二十一世纪初，我们在无所不在的浮躁和纷乱里，却很难给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位了。有人说，这是科技时代；有人说，这是知识时代；有人说，这是信息时代；有人说，这是精神迷茫时代；有人说，这是价值错位时代……在迷茫之中，我试图把这部校旱定名为《大众情人》，以此讨得一个自己的说法。
当下，人们都在讨论英雄，呼唤英雄，寻找英雄。的确，在和平年代，对英雄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。我倒以为，英雄是一种境界——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描绘的中国人那三大境界中最美妙的境界：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也就是如晋朝竹林七贤阮籍所说的“世无英雄，遂时竖子成名。”既然如此，我觉得极平凡、极普通的憨哥这样的人物，应该成为时代英雄。所以，我专心致志地为他写了这个大传。
我很赞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“世上谈幽默的人很多，真正懂幽默的人极少”的观点，认定“幽默即智慧”。钱老夫子提倡的所谓“银笑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如月光般美妙、如秋水般优雅的亮晶晶的那种笑。那是一种没有铜臭气的幽默，是一种高级的幽默，用这幽默来套《大众情人》，也许憨哥就具有这种幽默。
许多作家都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。苏东坡看出红竹子来，有的人看出绿月亮来，有的人看出黑的雪来，而有的作家用狗眼来看世界，发出“无知便无畏”的呐喊。我眼里看到的时代是杂色，用红红绿绿的男女婚恋来描绘了一部和别人不一样的花花世界。这些灵动的故事，这些奇妙的构思，这些活生生的人物，在我的文稿中——在我的心灵里已经活了许多年。最近，感到有了一段难得的宁静时间，便推去各方面的应酬，终于把这部书稿完成了。值得强调的是，在创作这部长篇校旱期间，我侄子凯祥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，给我当了很好的助手。我的好几本书，他都出了大力，整天为我打印整理、出谋划策，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。另外，中央电视台的朋友们也一再催促，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早点问世。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